成为一名“学生记者”的第一个秋天，我领到了一张绿色的校园记者证。它安静地躺在我手心，没有想象中那种“无冕之王”的重量，反倒像一枚过于朴素的标签。我曾以为，记者的“在路上”，是奔赴国际会议的恢弘，是穿越战火硝烟的壮烈；而我的“在路上”，却只是从宿舍匆匆赶往教学楼，在和老师约好的有限时间里，问一些预设好的问题。

这种落差，曾让我在无数个深夜对着空白文档失语。直到那个微凉的傍晚，我接到任务，去采访一位即将离任的宿舍保洁员董阿姨。

她是我在无数个“路上”早已熟悉的身影———清晨，她擦拭着宿舍长廊，消毒水的气息在晨光中弥漫；深夜，她弯腰收拾着楼道里的外卖餐盒，背影被声控灯拉得很长。三年来，我与她在水房、在楼道擦肩而过上百次，却从未真正“看见”过她。这一次，我不能再做路人，我必须走上前，以一个“记者”的身份。

我的采访提纲写得工整而笨拙：“您的工作中最难忘的事？”“觉得辛苦吗？”“对同学们有什么寄语？”———全是些悬浮在半空的问题。在宿舍楼地下那间堆满拖把和扫帚的工具间里，董阿姨坐在我对面，双手规整地放在膝盖上，像回答老师提问的小学生。她的回答也如预想般“正确”而简短。

采访眼看就要在一种礼貌而干瘪的气氛中结束。我合上笔记本，几乎是出于一种放弃式的松弛，随口问了一句：“阿姨，那您……最喜欢咱们宿舍楼哪个角落？”

这个问题，不在提纲上。

董阿姨愣了一下，脸上的皱纹像被一阵暖风熨开，露出了整个下午最生动、最柔软的神情。“是二楼那个朝南的废弃房间，”她说，“每天清早我去收拾东西，太阳正好从那边升起来。有个考研的姑娘，坐在二楼的楼梯口，总是在背书。有时候她背英语，有时候背政治，我听着她从大二背到了大四。”

她顿了顿，眼里泛起温柔的光：“前几天她跟我说，阿姨，我考上了。那一刻啊，我觉得那个房间特别亮堂，好像我的孩子出息了一样。”

她的话语很轻，却像一颗石子投入我内心的寂静湖面，漾开层层涟漪。我忽然想起，大一期末考试的时候，我也常在教学楼的楼道里晨读。总有一位爷爷在擦拭窗台，偶尔我们会相视一笑，却从未交谈。原来，我那些焦虑的踱步、喃喃的背诵，都曾被这样一双温柔的眼睛见证着。那一刻，我手中这枚绿色的记者证，仿佛第一次有了温度。它不再是身份的标签，而是一把钥匙，为我打开了通往一个平凡灵魂内部风景的门。

我终于明白，记者真正的“在路上”，并非地理意义上的迁徙，而是一种心灵的跋涉。是从万千次浮光掠影的“经过”，沉潜为一次全神贯注的“抵达”。它要求我，不仅要走向一个人，更要走进他的故事里，去触摸那用生命体温煨热的细节。

我无法在宏大的叙事里挥斥方遒，我的战场，是这方寸之间的校园；我的使命，是打捞那些即将沉没于时间洪流的微光与尘埃。我用稚嫩的笔，记下保洁员阿姨守望的朝阳。每一次记录，都像在时间的河床上轻轻放下一枚石子。我并不知道，这些石子最终会垒成什么。或许，它们什么也垒不成。但它们真实地存在过，对抗着遗忘，这本身，就是一种意义。

此刻，我坐在宿舍的书桌前，屏幕的光映着我年轻而略显疲惫的脸。窗外，是济南大学沉静的夜色，董阿姨应该刚刚结束晚班的打扫，推着她的清洁车消失在宿舍楼拐角。而二楼水房的窗台上，还留着她白天擦拭过的痕迹，明早又将映照新的朝阳。

我终于懂得了鲁迅先生那句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”的深意。这并非一种救世主般的悲悯，而是一名记录者的天职与宿命。它意味着，我必须将我的听觉，调频至远方的哭泣与欢笑；必须将我的触觉，延伸至每一个平凡生命的颤栗。

记者，永远在路上。这条路，通往每一扇需要被擦亮的窗，每一颗需要被倾听的心。而我，愿永远行走在这条路上，做一个忠诚的擦窗人———擦去浮尘，让更多光亮照进来；俯身倾听，让那些沉默的声音被听见。以笔为志，与光同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