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总在黄昏时分，爬上老屋后那道长长的土坡。坡顶是整片西向的天空，是这座小城最先迎接落日，也是最后与余光告别的地方。爷爷走后的第七年，这片坡地被划入了新城建设的蓝图。于是，推土机的钢铁履带尚未抵达，记忆的迁徙便抢先一步，在我的颅腔内轰然启动。

这迁徙，始于一方最沉的石碑。爷爷是个老石匠，我童年所有的喧闹，都浸染在他一下一下敲打青石的节律里。那声音不尖锐，是闷闷的“叩、叩”声，像一颗固执的心，在沉睡的岩层深处，缓慢地搏动。他为我演示如何开凿一个最简单的榫头。他苍老的手指拂过粗砺的石面，像在抚摸一匹驯良野兽的脊背。“石头不说话，”他看着我说，目光沉静如他手下的碑，“可你下多重的力气，它就还你多深的声音。一笔划，一凿子，都赖不掉。”

那时的我，并不能懂得这沉默的训诫。我只觉得那工作太苦，太寂寞。我的世界是学校走廊里喧嚣的人声，是午后操场上滚烫的塑料草坪，是一切速生速朽、光怪陆离的新鲜玩意儿。他的石碑，像一个个从时间河流里凸起的、孤零零的顽固岛屿，与我流动的、飞扬的青春隔着宽阔的水域。

直到他倒下，躺进医院那片刺目的白里。生命的最后时光，他变得很柔软，不再谈论石头，却反复向我问起祖宅天井里那棵腊梅，问起一块他年轻时刻坏了的、被埋在墙角的石料。他的话语像断线的珠子，零落，却温润。我忽然明白，他那坚硬的一生，并非为了对抗世界的消逝，而是在练习一种庄重的告别。他为无数陌生人刻下过墓志铭，轮到自己，却只留下一句：“就是个做石头的。”

他走后，我接过了那套錾子与手锤。它们在我手中，异样地沉重、冰冷。我把自己关进他空旷了一半的工棚，发疯似地想在一块废石料上，凿出他名字的第一个字。铁与石撞击，迸出刺眼的火星，虎口被震得发麻。而我凿出的，却只是一堆歪斜、破碎的浅坑，像不成形的泪滴。那个下午，我对着那堆失败的刻痕，失声痛哭。我终于承认，我继承不了他那份与沉默对话的手艺，我甚至无法为他立起一方配得上他的碑。

也正是在那个黄昏，当我颓然坐在石屑中，看着夕阳将工棚的窗棂染成旧蜜的颜色，一种奇异的感知，像水底的暗流，缓缓漫上心头。我忽然“听”见了，不是用耳朵，而是用周身奔涌的、属于他的血脉。我听见，他凿击的每一声“叩”，都不是询问，而是应答。是人对混沌宇宙的应答，是短暂生命对永恒时间的应答，是“我存在过”这四个字，最朴素、也最铿锵的发音。

这无声之声，一旦听见，便无处不在。

我开始在一切事物上，辨认爷爷说过的“碑”。老宅门楣上，那被风雨剥蚀的“耕读传家”，是曾祖的碑；母亲那本边角卷曲的《实用护理学》，扉页上褪色的名字，是她搁置的少女梦想的碑；甚至父亲那辆倚在墙角的二八大杠，每一处锈迹，都记录着一条他为生计奔波的具体街道。我们这座城市，这座以“日新月异”为荣的城市，其地基之下，是否也层层叠叠地，压着无数这样无人识读的、无字的碑林？

推土机终于还是来了。它们像披着钢铁甲胄的史前巨兽，冷酷、高效地咀嚼着砖石与记忆。我站在警戒线外，看着老屋在烟尘中缓缓跪下，坍塌。没有预想中撕心裂肺的痛楚，我只是感到一种被连根拔起的虚脱。家园，从此成了一个只能反向抵达的坐标，只在梦里，只在回忆的暮色中显形。

但我没有转身离开。我走上前去，从那一堆尚且温热的、混杂着木屑与碎砖的瓦砾里，捡起了一小块青石。那是爷爷某件未完成作品的一角，断面新鲜，带着机器撕裂的粗暴痕迹。我把它紧紧攥在手心，石头的棱角硌着掌纹，传来一阵清晰的痛感。

我攥着的，不是一块冰冷的石头。它是一个匠人一生的专注与尊严，是一个时代笨重而高贵的背影，是我所有乡愁凝结成的、最后的核心。它是一块会行走的碑。

从此，我携着这方微缩的碑，汇入了车站码头那一片黑压压的、沉默的人群。我们都是迁徙的碑林，身上镌刻着不同故乡的经纬、不同往事的铭文。我们彼此摩肩接踵，却听不见对方身上的风声与锤音。

只有在某些个加班的深夜，当我从电脑屏幕前抬起头，揉着干涩的双眼，无意间触到桌上那块温凉的青石；或是在某个异乡的黄昏，当我穿过陌生城市里一条相似的小巷，听见不知何处传来一声敲击的闷响———那一刻，所有迁徙的碑林都会在时间的某一个断层里，瞬间归位，发出只有我们自己能听见的、沉重而悠远的共鸣。

那共鸣说，此处，曾有金石，曾有不屈。